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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下水道成中国城市病缩影:需顺应自然系统改造   阅读:Loading...[2012-10-10]

   7月21日,一场61年未遇的大暴雨让北京城遭遇严重内涝。其实,北京并非个案,在中国,许多城市面临着同样的问题——城市防洪排涝工程建设赶不上城市化的扩张速度。但,这也仅是一个表象原因。


  尽管雨季已去,但大雨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却引发我们反思。为探讨中国“下水道”存在的问题,人民网采访组特别策划了“十问下水道”系列深度报道,以北京“7·21”暴雨为切入点,多路记者分别走访北京、广州、海口、赣州、合肥、青岛等十余城市,剖析全国城市内涝现象及智慧做法,将“下水道”问题作为当今一种多发的城市病,为其把脉,寻其成因,并以期探寻解决之道。

  一遇暴雨,再华丽的城市,都难逃城市内涝的狼狈命运,这似乎成为了中国城市的通病。

  《人民日报》披露,2008年到2010年间,全国62%的城市发生过城市内涝,内涝灾害超过3次以上的城市有137个。突发性的灾难,已经成为检验城市基础设施的评估师,而灾难前后的应对措施,也成为检验城市管理的试金石。

  城市排水显然已经不是某一个城市的问题,它是中国城市集体面对的现代性难题。城市排水也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,而是城市规划、城市建设、城市管理等多方面缺陷累积而成的系统危机。一个下水道,几乎是中国城市病的缩影。

  “重地表,轻地下”,城市建设标准积弊

  城市下水道大致可以分为两种:一是俄罗斯道,地处高寒,降雨量少,城市下水道口径小埋藏浅;其二是西欧道,如伦敦、巴黎年均降雨量在600-1000毫米之间,下水道宽阔可以行车。新中国地下管线的建设积弊,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。作为国民经济计划的具体化和延续,中国在1953年至1957年之间将“苏联模式”引入城市规划,国内各城市在这一时期开始采用一整套以苏联为标准的定额指标,高寒少雨地区的城市设计标准,直接套用在疆域辽阔雨水充沛的中国城市上,自然为以后的内涝埋下了伏笔。

  城市无节制扩张,破坏区域自然肌理

  城市内涝问题,不仅仅源于排水管道,许多原因还出在城市本身。近年来中国的城市高速扩张,往往忽略了城市和自然的和谐之道。城市建设不断填埋挤占湖泊河道,改变了水系的自然格局。实际上,区域自然肌理比排水管网本身对城市内涝的影响要更大。

  首先,城市湿地急速萎缩,城市蓄洪能力下降。城市外部湿地、河流、湖泊等水系对于城市来说具有重要的蓄洪作用。古人说:水满自溢。没有地方去,水自然会泛滥。调蓄系统是城市防洪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,它由城市水系的湖池河渠组成。在城外洪水困城,城内积水无法外排时,城市的蓄水能力对避免内涝具有决定性的作用。

  其次,城市内部水系阻断,整体通行不畅。城市建设中,许多城市内河水系被填埋,导致水系阻断,排水不畅。

  曾经号称“百湖之市”的武汉,50年来近百个湖泊“人间蒸发”。新中国成立之初至今,武汉中心城区湖泊数已由100多个锐减至目前的38个;近30年,武汉市湖泊面积减少了228.9平方公里;近10年,武汉市中心城区湖泊面积由原来的9万余亩缩减到8万余亩;目前,武汉的湖泊仍在继续被吞噬,湖面不经意地就变成地面,长出一栋栋楼盘。这样多的湖泊被填埋,武汉一到大雨就变身水乡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  最后,对河流湿地的过度开发,也是造成城市防洪能力下降的重要原因。以北京为例,北京60%以上的河流湿地都在进行旅游开发,其中金海湖、拒马河、龙庆峡水库、野鸭湖、玉渡山水库开发强度过大,对水系自然环境的人工干预过多,破坏了生态环境。

  北京“7·21”暴雨中,房山是重灾区,主要集中在拒马河峡谷的坡麓地带。拒马河峡谷有京西极佳的山水景观,如十渡、野三坡(涞源)等,但旅游开发对环境保护及防洪因素考虑不足,旅游设施多沿河而建,严重影响了河流的行洪能力,在上游来水和当地山洪的夹击下必然损失惨重。

  地面过度硬化导致地表径流剧增

  对城市排涝起决定性作用的除了地下排水管网之外,还有就是地表径流。近年来,随着城市的迅速扩张,城市绿化植被减少,取而代之的是大面积的硬质铺装,这使得雨水渗透能力大大降低。这种城市建设思维最早源于西方,但是上世纪中叶开始,西方国家开始进行反思,认为硬化的地面是“死亡性地面”,会影响地面的生态系统和树木的生长。在德国,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采用透水材料铺装路面,并致力于不透水路面的改造,到2010年全德国城市大约90%的路面改造为透水路面。在德国北部经常降雨的汉堡,很少见到城市路面积水,这与城市透水路面的应用有很大的关系。而在国内,这并未引起城市管理部门的重视。

  相关研究表明,一般绿地径流系数是0.2左右,如果是水泥铺装或沥青道路的话,一般在0.9左右。0.9的径流系数,就是说雨水落在硬质地面上,只有10%可以渗透到地下,剩下90%要完全靠地下排水管道排除;而如果是绿地的话,将有80%渗透到地下,需要排水管道排除的只有20%。也就是说,面积相同的绿地和硬地,其自身的排水能力相差8倍。一旦降雨量超过排水系统设计标准,就只有积在路面。

  先修排水后修桥 立交桥地势过低

  城市内涝的根源是,市政管理的“盘子”内解决不了这件事,问题在更早期就已形成。北京许多立交桥容易积水,原因就在于管线位置太低,甚至低过了排水口和河道水平面的高度。

  排水的渠道和道路不一样。道路,可以上坡,也可以下坡。可是水只能往低处流,不会往高处流。假如这个地方原来有一条管道,建在地下不是很深的地方,现在挖了一个立交桥下去,高度比骨干管网还要低,它的水是流不进管网的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就要在立交桥下面建一个泵站,通过泵站把水抽上来,排进地下蓄水池,池子积满以后,泵再把这个池子里的水抽出来,抽进排水干管里面去。

  原来北京是一马平川,现在为了解决交通堵塞的问题,人为造出了下挖式立交桥。但水是往低处汇的,城市规划的时候如果考虑得不好,后来想补课就会变得很困难,因为要把城市地面挖开,把地下排水管子再换大,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。

  “重污水,轻雨水”雨污合流排洪效率降低

  许多城市排水系统建设还存在着另外一个问题——“重污水,轻雨水”。许多城市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排水系统采用雨污合流的形式,而污水是造成排水管道堵塞的重要的原因。据北京市水务局数据,北京城区排水系统有超过三分之一属于合流制,雨水和污水走同一管道。就整个城市范围而言,排水系统的标准不高,应对每小时30毫米和50毫米的降雨不会出现特别严重的积水,雨量一旦超过50毫米,城市内的积水就开始泛滥成灾。而且,狭窄的排水管道里还存有大量的沉积物。据统计,北京近八成的雨水排水管道内有沉积物,约一半的雨水排水管道内沉积物的厚度占管道直径的10%至50%,个别管道内沉积物厚度甚至占到管道直径的65%以上,直接影响了城市排水系统功能的发挥。

  与北京形成鲜明对比,在日内瓦,日常生活污水和雨水是通过不同的管道进行处理的。生活污水通过单独的管道流到污水处理站,进行净化处理,而雨水经过简单的过滤处理后就流入湖水或其他自然水体。污水和雨水流入不同的管道,含有大量油污的厨房污水不会流入雨水管道并堵塞管道,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大规模降水时造成的城市洪涝现象。

  城市水面调蓄能力严重不足

  城市水面面积是调蓄城市内涝的主要手段之一。如故宫数百年来几乎未发生内涝现象,原因之一就在于故宫周围有环故宫可起调蓄作用的护城河;同样团城千年以来也未发生水淹现象,原因之一就在于其位于具有调蓄功能的北海附近,可以把多余的水排人北海。近年,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,不少市区河湖由于被侵占而缩窄或淤积,导致蓄泄洪能力降低;甚至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部分河湖被填埋(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有湖泊200余个,目前仅存50余个),市区水面所占比例由5%降低到2%左右,如北京南湖渠地区,原来本是一片洼地。作为北京市排水主干河道坝河支流之一的北小河,现已变成超过20万人的望京社区。城市水面减少相应地降低了城市内涝的调蓄能力,从而增加了暴雨内涝的发生频率。

  地下管网建设缺乏常规管理和质量监督

  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,路网不断延伸,地下空间日益复杂,相应的管网档案却七零八落,缺乏统筹。解放初期的市政地下管线只有少量的自来水、污水,发展到现有上水、下水、中水、电话、电力、路灯、光缆、通讯、信号、煤气、天然气、热力网等等。而这些管线又分别由几十个单位建设和管理,包括自来水公司、污水管理处、燃气公司、热电厂、电信公司、电力公司、部队和各工矿企业等,如此众多的管线却缺少一个统一的协调管理部门。

  不仅如此,地下管线的规划、测绘及档案资料管理等事项仍然分属于不同部门,一旦涉及利益分配和具体责任的承担,不是你争我抢就是互踢皮球。这种情况下,要解决下水道问题无异于盲人摸象。

  除了常规管理外,地下管道的规划和施工监管也存在严重失职的情况。建设前、建筑中和建设后,工程质量往往被忽视,导致低标准建设,劣质材料甚至偷工减料现象频频发生。例如,海淀区安宁庄附近某路段排水管道工程,属于迎奥运市容整治工程,在2008年完工并通过“验收”。路面变得整洁,但积水问题一直未解决,在2011年进行改造时竟然发现地下根本没有铺设管道,仅仅是在路旁挖了几个小小的渗水井,这是典型的“样子工程”。然而,经过两次改造施工,在雨天该路段依然会严重积水,而改造问题却不了了之。

  不难相信,这仅仅是冰山一角,在全国范围内究竟有多少这样的劣质工程,不得而知。这些半成品、冒牌地下排水工程所构成的城市排水系统,被暴雨屡屡击溃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  面对“暴雨”城市应急管理脆弱

  与北京“7·21”暴雨几乎同期到来的,是7月24日凌晨到达香港的韦森特台风。这是香港13年来最为严重的台风侵袭,却没有造成人员死亡。香港特首将其归功于及时的灾前预警。早在23日下午,香港天文台就频繁发出警告信号,在其挂出8号风球后,除了电视、广播、网络、手机等传送讯息外,地铁、商场、住宅小区、医院等公共场所都会悬挂预警通知,预警信息传遍整个香港,全港随即有条不紊的避风应急:公司职员提前下班回家,渔船返港,电车停运,大型公众活动取消,消防人员、医护人员和警务人员坚守岗位,随时待命。

  虽然在2003年“非典”之后,北京就着手建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,但从媒体对“7·21”雨灾的报道来看,纸上预案与现实中的抗灾能力之间存在很大差距,不少关键节点还存在着种种缺陷,一些一线工作人员无所适从,公共资源未充分利用。

  城市应急管理是由各部门联合启动的系统工程,在各部门自行其是,行政门槛高企的今天,要让北京如同香港一样,面对灾害事前预警,事后井井有条的抢险救灾,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  发展中国家共性问题 顺应自然,系统解决

  城市内涝,并不是中国独有,快速的城市扩张,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基础设施显得异常脆弱。2011年夏季的大雨,整个东南亚地区总计已有776人死亡。即便是经济发展较好的曼谷,也面临同样的问题。上世纪中期曼谷的人口不到100万,全国的城市化比例不到10%。然而今天,曼谷都市区的居民估计达到了1200万,全国人口超过1/3居住在城市里。在自然灾害多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亚洲,这种模式被不断地重复。

  下水道,仅仅是中国城市病的缩影,要根治城市内涝,需顺应自然之道,从整个城市系统改造入手。

  包括新城区的选址修建需多考虑地势和水系,高标准严要求建设地下管道;严禁填埋水系河道,适度恢复城市湿地湖泊,增强城市的自然蓄洪能力;铺装高渗水率的地面,增加城市绿地面积;加强地下管线的档案管理,加强城市应急管理和部门协调能力……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,需要更长的时间,更多的耐心,如果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,每一年都将会重复类似的悲剧。

  编后:

  长期以来,相关部门对城市防涝缺乏足够认识,使得“重地上,轻地下”的思想难以扭转,而急功近利的城市跃进破坏了城市自然肌理,硬化地面增多、植被绿地减少、河道水系消失,排水管网陈旧老化……城市建设的监管缺失也为内涝埋下了隐患,而脆弱的应急系统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城市内涝的损失,这些都是城市内涝背后的系统原因。
 
  来源:人民网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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